编者按：今年6月以来，中美两国之间互动释放积极信号，高层交往明显增加，部门间对话机制正在重建和恢复，中美关系呈现出止跌趋稳的积极态势。中美智库“二轨外交”等国际交流增加也为进一步稳定和重塑中美关系奠定良好的氛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APEC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迎来中美关系重塑的关键时刻。通过跟踪分析10月以来美国知名智库机构以及主流媒体对APEC峰会、中美关系等主题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美国主流智库普遍认为中美关系修复迎来关键“窗口期”，美战略界对华认知和行动策略有很多新的正面调整和预期，其中不乏支持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达成成果的积极声音，不乏反思批判当前美国经济外交政策的理性声音。对此，中美应加强战略沟通，追求探索更多新兴领域的务实合作，如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风险、太空治理等前沿领域开展“二轨对话”，共同管控危机，造福世界，加快推动中美关系重塑信任重建。

一、美国智库中不乏支持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达成成果的积极声音

（一）期待两国元首借此峰会重塑关系、重建信任。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的何瑞恩发表评论文章《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是否可能取得进展》，预测了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将讨论的问题和达成的目标。文章指出，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美对华的态度是坚定、明智和外交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3%的美国人支持对华进行高层外交会谈。文章有力地反击了批评者的观点，强调美稳定对华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同样中国稳定对美关系也大有裨益。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董事长史蒂芬·S·罗奇在《报业辛迪加》发表评论文章《更好的中美元首会晤？》，也指出中美关系需要新的接触架构，APEC峰会是很好的机会，但不足以解决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根深蒂固的冲突，建议从元首外交转变为制度化的接触模式。作者还指出中美新成立四个工作组还远远不够，建议建立美中秘书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温迪·卡特勒认为，中美关系迎来“窗口期”，双方可考虑为领导人会晤营造一些缓和态势。

（二）建议两国元首会晤首先应追求实现可交付的成果。史蒂芬认为，中美重建建设性对话的共同点至关重要，重点不应放在口号上，而应更多地放在明确且可实现的目标上，包括重新开放已关闭的领事馆、放宽签证要求、增加直飞航班，以及重启富布赖特计划等学生交流项目，以此来改善民间关系，减少政治敌意。而最紧迫的任务是恢复中美之间正常的军事交流，避免局势升级。何瑞恩指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会晤重新调整中美关系并要求美国重申对台立场，美国政府则希望与中国加强对芬太尼管制打击的合作，建立人工智能治理和安全交换意见的渠道，共同限制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的升级扩大，并为未来一年的中美双边关系设定方向。

（三）呼吁中美就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开展对话。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共同在《外交事务》发表题为《人工智能军备控制之路——美国和中国必须共同努力避免灾难》的署名文章，呼吁美中必须共同努力加强人工智能军备控制以避免灾难。文章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几十年的冷战中悬而未决，美国在核不扩散中发挥了历史性的领导作用，但当今，人工智能不受限制的发展将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前景。为此，呼吁中美两个人工智能超级大国应抓住APEC峰会的机会举行相关会议，就人工智能军备控制进行长时间的、直接的、面对面的讨论，以制定指导方针，防止人工智能进步和应用中的风险。

（四）美媒称中东局势是美方现在最迫切与中方讨论的话题。“中东战争幽灵迫在眉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美中最高外交官会谈最紧迫的焦点是巴以战争以及防止地区冲突。美国广播公司（ABC）认为，尽管中美双边关系中有很多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但中东冲突预计在议程上占据重要地位。“中东和欧洲正在发生两场可能改变世界的冲突，美国希望与中国至少找到一些共同点。”美联社称。《华尔街日报》评论文章分析了“中国在中东帮助美国”的可能性，认为面对中东紧张局势，拜登政府外交政策或面临转变，即“其早期目标是搁置俄罗斯、安抚伊朗，以集中应对崛起的中国；而新政策可能恰恰相反：搁置中国，以更有效地关注俄罗斯和伊朗。”文章分析认为“将拜登从中东困境中拯救出来，可能并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我们只能确定一件事：拜登团队看起来越饥渴，中国‘帮助’的代价就越大。”

二、美国智库中涌现出更多反思批判美经济外交政策的理性声音

（一）呼吁支持、接纳、欢迎中国在当前国际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在《外交事务》发表署名文章《美国想从中国得到什么》，批判美政府封锁、排挤、打压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应该继续促进中国融入到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文章指出，孤立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当前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政策是错误的。华盛顿应该致力于保持一个支持美国安全和繁荣的正常运行的国际系统，包括而非孤立中国，其目标是使中国参与到一个规范国际行为的全球系统中运作，不追求挑战现有的规则和准则。文章建议，华盛顿在人工智能管控、太空治理以及重新投资于多边主义等方面对华加强合作。

（二）建议美政府改变冷战思维实现转型以适应竞争依存的格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亨利·法雷尔和乔治城大学教授亚伯拉罕·纽曼在《外交事务》联合发表署名文章《新经济安全国家》，提出在过去十年，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发生了冲突，而美国政府政策思路既受制于冷战时期也受制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同时美国的经济政策却在萎缩，这使得冷战思路更可能占据新的经济安全议程。文章批判冷战思维下，美国政府滥用制裁缺乏战略思考导致长期担忧。文章建议，为解决经济安全问题并避免威胁全球经济，美国必须考虑实施政府转型，制定全面经济安全战略，成立一个经济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之间进行调解，以适应当前高度相互依存、大国竞争激烈的世界。

（三）观察中国的视角已从关注“疫情”等负面话题逐渐回归常态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肯特·凯尔德提出建立“中美日多方交流机制”，以推动东亚区域对话。昆西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西则表示，“单极的全球治理框架已过时”。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呼吁美方续签8月27日到期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其是中美建交后两国签署的首批政府间协定之一，已延续40多年，对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十分重要。此外，一些跟企业界和经济界关联比较密切的智库，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等非常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人口问题和与青年人有关的话题，并试图通过研究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动力进行预测性讨论。